记得是2023年2月14日，张剑兄告知他的新书《民国学术评议制度的创设与学术发展》已完稿，希望我能为这本新书写篇序，当晚即收到他寄来的书稿。熟悉张剑兄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个出了名的快手，远的且不说，单是这几年，他就已先后出版了《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学和科学体制化》《科学家的养成——中国近代科学家与科学家群体》等多部著作，其中《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更逼近百万言。另外，他还参与《中国科学社档案整理与研究》及《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等大型档案史料、口述资料丛刊的编纂，相继与友人合著出版《一个共产党人的数学人生——谷超豪传》《一个人与一个系科——于同隐传》等老科学家传记。可是，我还是没想到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而且是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竟又端出这么一部6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这种状态，简直就是学术“井喷”。
当然，张剑兄最让人佩服的还不是他的既多且快，而是他探索出一套具有鲜明个人风格且更具解释力的科技史研究方法。与惯见的专注于科技“内史”的研究范式不同，张剑兄在多年研究之后发现单纯的科技“内史”研究并不足以阐释科技发展的中西殊途，以及中国近现代科技艰难发展的内在奥秘。只有“内史”与“外史”相结合，才能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做出更透彻的理解。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始终自觉地将“内史”与“外史”有机结合起来，并借助这种结合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复杂面相，这是一种富有学理深度和学理广度的展示，这种展示一方面赋予中国科技史研究更深广的内在景深；另一方面也挑战了既有的科技基本缺席的中国近现代史叙事。就前者而言，他认为科技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对科技“内史”，即对科技从0到1的每一步进展做出尽可能精细的研究本来就是科技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科技的发展与否，从来都不是科技本身能够自主决定的，它与国家有关，与社会有关，与传统有关，更与是否“形成一种有利于优异之发展的气氛”直接相关。因此，科技史研究不能只专注于“内史”，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就后者而言，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从“师夷之长技”起步的，科技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富强牵结在一起，被赋予“无上尊严的地位”。与之相对应，长技之名由格致一变而为“西艺”，再变而为“科学”，到五四时期更被尊为与“德先生”并列的“赛先生”。尽管与科学的声势相比，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从引进、模仿到创造，其中的每一步都异乎寻常的艰难，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迈开了步伐，在极其不利于科技发展的苛刻环境中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学科体系和科学体制，某些学科如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的发展已经接近世界科学前沿，某些学科的某些科学家如数学的陈省身、华罗庚与许宝騄等更取得了引起世界赞誉的重大成就，成为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性力量。吊诡的是，本应大书特书的科技，在喧嚣的中国近现代史叙事中却几乎找不到踪影。就此而言，张剑兄从科学技术角度切入的近代史书写努力，无疑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张剑兄本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地质学），并曾在冶金部西南地质勘查局从事过地质勘探工作，受到过严格的科学启蒙和训练；后跨专业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沈渭滨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1996年毕业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99年9月又在职考取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生，师从王家范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7月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我常戏称他是从“地下”爬出“地表”，由此形成的双视野，既构成他治学的底色，也构成他的优势。由于理工科背景，他具备科学技术的专业知识和素养；由于史学训练，他了解凡事皆有因果，科学技术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他非常自然地把科学技术的变迁与社会变迁紧密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与纯粹的科学技术史不同的研究路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科学社团与社会变迁——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会学个案研究》即展现出他治学的底色和优势。在这篇学位论文中，他不仅细致地考察了中国最大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产生、发展和式微的历史，而且深入地分析中国科学社何以以这种方式存在，以及它的这种存在方式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何种影响。因其别开生面，这篇论文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稍作打磨，即以“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为书名于2005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广受好评，斩获包括获“2006年度科学文化与科学普及优秀图书佳作奖”、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第四届吴大猷科学普及创作类佳作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后来他又结合新发掘的档案资料对这部获奖著作做了大幅增订，于2019年12月推出《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对中国科学社做了更为翔实的研究，成为相关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国科学社是张剑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起点，也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的论域，由科学社研究出发，他的研究触角开始从两个方向延伸：一是纵向的延伸，并在向前和向后的延伸中把整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贯通起来，同时把中国科学技术的演进放在同时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整体背景下加以动态考察，先后撰写出版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与同时代的中国》《科学家的养成》等论著，借助这些论著，张剑兄勾勒出赛先生在中国的独特轨迹；二是横向的拓展，即由中国科学社研究向外拓展至其他民间科学社团（如中国数学会）乃至国家科学机构（如中研院及其下设研究所），以及汇聚在这些民间科学社团、国家科研机构中的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家群体的研究，他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一书及去年推出的该书的增订版《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学和科学体制化》，以及《谷超豪传——一个共产党员的数学人生》《于同隐传——一个人与一个系科》等著作，完整地展示出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的全貌，以及科学家在大时代中的多舛命运，进而具体而微地揭示出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复杂多变的关系。
稍微熟悉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四海不靖、战乱频仍，整个中国甚至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个典型的乱世，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连安身立命都有所不能的乱世，却是中国文化史上继先秦之后又一个“群星闪耀的时刻”，大师辈出，有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所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诚如张剑兄书中所言，“科学技术方面当时不少的学科如数学、物理、生理科学和化学的某些领域已经有世界水平的人才与学术成果，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学科如地质与农学成就也非常突出，与世界水平相差是如此之近，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真是指日可待。即使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也不是今日学术界随便就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真正的学术研究总是在前人肩膀上缓缓进步的，如果将今日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与当日相比，某些研究方向与领域专题研究可能更加精深一些或琐碎一些，但从问题意识的总体把握、学科框架的总体设置与布局，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宏观思考，远远不能与那一代人特别是一些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我们在重新挖掘民国学术人物与成就时，不用说建构了自己理论体系的冯友兰、熊十力，陈寅恪、钱穆、吕思勉等人的历史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等的语言学研究，今天有政治学或思想史著作能与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相提并论？今日学界名流贬低民国学术时，扪心自问一下他的总体学术构架与他老师辈在一个层次上吗？更不用说与民国不少领域大师相比！”民国学术之所以出现反差如此强烈的巨大成就，这自然与学人自身的学术素养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他们所处周遭环境与学术氛围有关，更具体地说，是与民国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类似墨顿所说的“有利于优异之发展的氛围”有关。而“有利于优异之发展的氛围”的形成显然又与民国时期逐渐探索发展出的一套学术评议制度和科学奖励制度直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剑兄这部著作就是他对这个问题做出的耐人寻味的解答。
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早在张剑兄之前，就已有学者做过一些概貌式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中研院院士选举和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的学术奖励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正如张剑兄在本书前言中所指出的，“这些研究相比民国学术评议制度本应具有的内容与涉及的论题还远远不够，诸如民国初年政府的相关努力、各种民间学术社团、多种多样的民间基金会的学术评议特别是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为中心的课题申请与评议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对民国学术评议制度创立、发展演化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学术评议具体运行、评议结果与程序的关系及评议结果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网络，政府与民间社团在学术评议与奖励方面的差别、政治对学术评议的影响，学术评议制度与学术独立，传统的‘私议’与制度化的‘公评’之间的张力及其互动关系等方面也基本没有探讨，因此也就缺乏对民国学术评议制度的总体架构与结构功能的总体把握。”也就是说，已有的民国学术评议制度研究与科学奖励制度研究还远不足以完整展示民国学术评议制度的全貌和学术发展的基本图景。
针对这个研究现状，张剑兄很早就开始留意民国时期学术评议制度史料的蒐集与整理，并从一个个个案如中研院评议会、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等入手，研究民国学术评议制度和科学奖励制度这个题目。2005年底，他就已在《史林》发表《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研院评议会为中心》，那时我还在参与主持《史林》编务，至今仍记得，当初读到此文时顿觉眼前一亮，深感这个议题的重要，当即决定以最快速度并作为该期《史林》的重点论文（在目录中以黑体标出）刊出，果不出所料，因切中时弊，此文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以此为起点，尔后他又陆续写出包括《良知弥补规则，学术超越政治——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学术评奖活动述评》在内的多篇重磅论文。2015年他以“民国学术评议制度的创建与学术发展”为题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于2022年完成，以等第优秀结项。
这部著作即是张剑兄在结项书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删修订而成，全书以学术评议与学术发展为主线，一方面对民国时期政府与民间学术评议制度和科学奖励制度的创立与发展过程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钩沉，从制度设计到具体操作流程再到评议结果，不放过学术评议繁琐实施过程的任何一个细节；另一方面对各种学术评议和奖励产生的获奖作品与获奖人逐一进行检视，并具体分析他们获奖的原由及其对学术进步的影响，书末还特别整理了《中研院提名未被正式提名院士候选人96人简介》《院士选举筹委会资格审查排除108位院士候选人简介》《中研院评议会年会淘汰252位院士候选人简介》等三个附录，以“简介”的形式对未能当选的三种类型院士候选人予以关注。通过上面两个方面的结合，以前一方面引出后一个方面，又以后一方面检验前一方面，张剑兄为我们立体地展现了民国学术评议与学术发展健康互动的生动画卷。在这幅画卷中，许多细节画面令人过目难忘，不胜今昔之感，兹举两例：
例一：教育部主导的学术审议会学术评议激励，始终秉持“超乎行政的客观学术标准”，对大量的三民主义、党义、国父思想、总理总裁哲学体系等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研究成果，予以坚决摒弃。如第六届提交学术审议会选决的十件哲学作品“全军覆灭”，其中有六件相关意识形态，分别为姜琦《三民主义哲学》、梁世豪《三民主义概论》、杨泽中《国父与中国思想》、崔载阳《三民主义哲学》、何章城《三民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周世辅 《总理总裁的哲学体系》，而社会科学类由程天放等推荐，陈立夫、梁寒操审査分别给予二等、三等奖，周曙山著的《五十年来中国国民党史表解》《中国国民党史概论》也照样被剔除出去。与之相对的是，只要言之成理，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即使与政府意识形态不相符合，仍然可以获得奖励。如国立商学院教授李显承《马克思及其地租论》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包括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进行了研究，指出其成就与缺陷，折服于马克思思想之深刻，并分析了其深刻产生的来由。因其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非意识形态的“应景之作”或“马屁之作”而获得社会科学类第三届三等奖。另外，一些政治人物在施政过程中累积的对相关现实问题的思考成果，如果没有理论思考与升华，与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学术审议会亦毫不迟疑地予以否决，如陈果夫《中国教育改进之途径》，虽然审查专家一个给予二等奖，一个给予一等奖，但小组审查委员大拂审查专家之意，并没有给予任何奖项，大会选决也没人敢提出异议。
例二：中研院学术评议会关于郭沫若是否列入院士候选人名单的讨论，据《夏鼐日记》记载：“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研院为Academia Sinica，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夏鼐的这段日记颇耐人寻味，当时在场的绝大多数评议员当然不会认同郭沫若的政党立场，但仍谨守学术立场，高票通过郭沫若院士候选人提名，并在后来的院士选举中当选首届院士。
类似的例子在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在当年却视为当然，足见彼时敬畏学术的风气，无论是教育部主导的学术审议会还是中研院设置的学术评议会，在学术审议或学术评议过程中始终坚守以学术质量为唯一标准的评选原则，杜绝意识形态对学术的侵扰，做到了相对的公平与公正，所以，由这种学术评议制度和科学奖励制度产生的获奖人和获奖作品，虽仍不免有遗珠之憾，如首届院士评选吕思勉、钱穆等未能当选，甚至连提名机会都没有，但总体而言具有强大的公信力，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今仍备受推崇，足以代表民国学术的整体水平。民国学术评议和科学奖励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张剑兄在本书“结束语”中做出了总括性的解释，他说：
总体看来，民国时期学术评议与奖励，与国际上通行相比，并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机制，民间学术社团或者说学术界自身在这方面的建设还远远不够（学术评议本来是学术界内部事务），这仅仅是民国科学体制化道路走上政府化不归路在一个方面的表现而已。这不仅对民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未来中国学术的进程也有不可估量的“遗毒”。当然，当时社会还存在相当的学术自由空间，学术界通过各种程序设计与制度建设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尽力抵挡政治的侵袭，因此，学术评议与政治也有疏离的时候，学术评议奖励过程、结果与政治关系本身并不密切。中研院评议员们选举院士时完全以学术为标准，政治趋向并不作为考虑的因子，无论是规章制度还是具体的运作过程也较为公正合理；评议员选举院长可以完全不考虑最高政治权力者蒋介石的意愿，表征了学术独立于政治的一面。教育部学术审议会选聘部聘教授时，虽然有三民主义这样的学科设置，而且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三民主义都是必修的政治课程，但学术审议会委员可以在选举过程让这一课程不成为学科，三民主义教授自然不能成为部聘教授。这样看来，民国学术评议奖励体制虽然主要表现为政府化的形式，但具体运作及其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却是学术性的，内容与形式并没有真正统一。
可见，从国外移植并本土化的民国学术评议制度受到中国社会的多种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特征，即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辅助，这是民国学术体制政府化表现之一，民国学术体制异化的一个侧面。但政治并非总是阻碍学术的发展，关键是政府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影响学术发展，在资助学术发展、动员学术界的同时，给予学术相当的自由发展空间，政治对学术的发展影响自然是正面的健康因素。民国学术评议制度中，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而公正的评议程序，并且在具体的施行与运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这些程序，取得了较为公正的评议结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的评议结果至今仍得到学术界的推崇，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在具体的学术评议与奖励运行中，尽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程序杜绝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及其他非学术因素对评议流程中的侵扰，无论是评议过程还是评议结果，大体上体现了以学术质量为惟一标准的评选原则，显现了学术独立于政治、学术超越政治的学术自由情状。在学术评议过程中，评审专家们，往往超越个人利益与局部利益，以学术良知弥补了规则的漏洞，真正做到了相对的公平与公正。
张剑兄这个结论我是同意的，那个时候政治之手也伸得很长，但也还给学术留有一点自由的空间；那个时候的学术评议委员也不免有学派、门户之见，但他们也还坚守基本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底线，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逾越的，对学术抱有敬畏之心。因此，这个题目如果要继续做下去，还得对那个时代有权力决定学术命运的政治人物和评议委员群体做更深入的研究，看看那个时代的风气，以及风气中的学人群体的底气、良知来自哪里，又是如何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