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倒阿爷有些口吃，说起话来，“倒倒……”开头，后来连他女儿也受到影响，习惯这么开腔，于是便有了这个称呼。
阿爷有四女一子，与水灿外公有得一比。他儿子当大，早早就能分了担子，日子比外公要轻松许多。外公性情开朗，只要口袋里装了钱，便觉阳光灿烂，万事无须担心。阿爷则心细如发，肠子曲曲，凡事都要屈指弹算，不单顾到目前，更要着眼将来，一分钱想着掰成两半花，走一步更是先看三步后，为生活、为儿女费尽心思。我那时读浩然的《艳阳天》，有个人物叫“弯弯绕”，给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倒倒阿爷最有弯弯绕的味道。
阿爷慢条斯理，眯着眼作沉思，面对眼下生计，总要盘得三五种安排，心方有定。世道却多变数，昨日才算得，今日又有变，放不平，就算不定，夜半更深，头脑仍运行不止，所以睡眠不好。我常见他坐在门口，手托一根长烟管，皱着眉头，烟火一明一暗，眉头一抽一抽。所思多，获解少，日日蹙眉，脸上布满皱纹，眸子都是忧虑。
若论算计，村中无人能出其右。世事不清，故晚辈社员多向他请益，他清清嗓子，“倒倒”开场，小小个子，气场强大，竟有顶天之感。
人的性格，大约是天生的。据说阿爷从年轻时便是如此。
1950年代初，土改结束，家家都有了田地，政府组织农民自发成立互助组，进而办合作社，到了1958年，就都进入了人民公社。
村里办互助组时，农协主任何生茂来动员我小嬷嬷，牵动几家贫农，组成一组。我小爷爷是中农，他本人做农活不行，却有十几亩水田，还有几亩旱地，往常都要雇短工。生茂说，有了互助组，互帮互助，他们有力气，你们缺劳力，两相配合，多少是好！小爷爷觉得蛮有道理，爽快地答应了。小嬷嬷却很不放心，以为我父亲有远见，特来相问，我父亲支吾了半天，也说这是好事。于是小阿嬷家就与几户贫农一起，成立了村里第一个互助组，并作为典型，得到了村里的表扬。
家父晚年谈起此事，说：那些穷人家刚分得田地，没牛没犁没水车，农具全你出，只计出工数，明着吃大户，但生茂既然来劝了，也是上头要求，我怎好说不行？
倒倒阿爷最是机敏，立马拉了几家堂兄弟，成立第二个互助组。大家家境相似，他家劳力最弱，正好得人相助。阿爷得意地说，我们这叫平等互助，你们拉郎配是不行的。
互助组其实是过场戏，一年之后，就开启了“大合作”，经过初级社、高级社，最终走向人民公社。所以阿爷并没得意几日，还给人落下了话头。
那时国家开始搞“统购统销”，禁止私人售粮。替农民的出产分作三块：一块是农业税，每亩固定；一块是爱国粮，根据估产，把“多余”的粮食交出，由国家统一收购；余下那块，便是农民自留口粮。为支援城市建设，保障工业化的进展，“爱国粮”鼓励多交，不能少交。估算的“粮食”，不只是田中出产的稻谷，也要算旱地的玉米、番薯等等。上面说，番薯每百斤折算成二十斤稻谷，已很公道，只是番薯不便保存，所以“购粮”只收稻谷，不要番薯。也即按人头给留下大约500斤稻谷（非“米”，按七成出米率，约得360来斤，也即每日一斤，与城镇居民所配口粮大致一致），作为口粮。
乡里把这意思传达到村里，村里就把各家男人叫来开会。定计划的人，对农村很是了解，估产精准，却又有些苛刻，看似保障了口粮，却未给留出余粮。那时农民种田，看天吃饭，若无余粮，一旦遇到灾年，便无抗力（后来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生存艰难，与此不无关系）。所以村民听后，个个心情沉重。农协的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和“屋里头人”（妻子）讲。
倒倒阿爷一回到家，就一五一十，和盘托出。阿嬷也读过几年书，受倒爷影响，算术不差。夫妇俩算得一晚，将关键之点，一一确认，以为番薯之类，只能喂猪，要是算成稻谷，这日子无论如何难以安排，阿嬷想到后日光景，唯觉天昏地暗，那老网山仿佛也要垮塌下来，不住地念叨：“早奈格办宁！”（这可怎么办啊）念着念着，拍腿踊跳，越喊越高，就疯了。后来在县医院治得一段时间，方才痊愈，但此后性情抑郁，右眼视力几无。我小时候见过阿嬷，她从不看人，眼窝深凹，眼帘只留向下一道细缝，无声无息地行走。
那时还在解放初期，村民“觉悟”不够高。待到征粮时节，中农以上成分的，都规规矩矩，早早上交，刚分得田地的贫农佃农雇农，则万分难舍，拖欠拒交，分散藏匿，花样百出。乡里派出基干民兵来查。这些民兵本是农民，对农家情况了如指掌，把那些藏在瓮底、坛中、瓶内的稻谷，统统找了出来。赤贫水凤眼看着费尽心思所藏之谷被一一搜走，顿时眼泪婆娑，她老公长江举起锄头就冲过来要打人，民兵一拥而上，将其捆成粽子一般。这么捆得几人到乡里，便都老老实实都交了。随后政策也有所调整，番薯之类就不再折算成稻谷了。
之后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通过集体化，想要征粮，就方便多了。同时大家觉悟也都有了提升，认识到交“爱国粮”（也叫“交公粮”，那时都说“交”而从不说“卖”）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再没发生过那种事情了。
1978年秋初，我考上了大学，在去省城报到之前，在生产队做的最后一项农活，便是“交爱国粮”。那稻谷已经晒过几日，这天仍先在队里晒场晒了一个上午，待到正午时，才装入麻袋，扎紧袋口，然后一袋袋竖放横叠，装入双轮车，每车可装十袋，再拉到离村五里的“小乌子”国家粮仓。
检查员用一条铁打的锥管戳入麻袋，取出稻谷样本，检查干湿程度。如果没干透，就不合格，让人拉到仓库门外的大晒场重晒，直到傍晚晒干后再秤。后来我也听说有狡猾的社队，会掺些砂子，或是将水分控制在规定程度的边缘。但我队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社员都觉得“国家”是一个神圣的字眼，他们用虔敬之心对待“爱国粮”，真正充满爱国之情。婶婶们精心地晒，直晒得那谷粒“qian转”（干透得几乎扭曲），再用风车高速扇过，然后才装麻袋。每一颗谷粒都饱满干净，所以一麻袋可装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斤。因为远超标准，仓管员十分满意，很快过秤，办成交付。
我那时虽只十八岁，但身高已近一米八，臂力甚强，别人是两人抬一袋放到人肩头，我则用两手抓住袋角，一发力甩到肩上，然后背到仓库里的大谷堆上，走过十几米长的跳板（谷堆本身软散，踩上会陷塌），直到谷堆顶端，再拆开袋口，倒将下来。金黄色的谷粒从脚下如流水般漫溢开去，仿佛孩提时玩沙堆一般，令人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所以毕生难忘。
插图：潘丹
在社、队制度形成之后，征粮方式又有变化，国家给县里下达指标，县里分给各公社，公社分摊到各大队，大队再分配到生产小队。层层下达，环环相扣，细致严密。永宁公社地处一个橄榄形的山谷之间，有山田、梯田，有平地良田，日照情况有异，供水条件不同，产量也高低不一。大队先组织人马对每一丘田作估产，再据估得的总产量，按比例分摊数额，保证公平公正。
那次估产时，杨村人说有近村的田块，易受鸡鸭侵蚀，且被那株树龄800年的白果树（银杏树）遮挡，收成有限，应作减免。大家都说合理，便记入簿账。我父亲是小队会计，出言说我队在小溪坞村边的稻田，受那300年大樟树遮挡，也应减免，大家说也有道理。只是我父亲发现那做记录的人点头说是，笔头却不动。散会时，我父亲要求翻看簿账，果然未记。那人讪讪说：“啊，忘记了，你自加吧。”我父亲就拿起笔，细心作了添改。
孰料后来大队告讦我父亲“私改产量”，破坏统购统销，笔迹俱在！我父亲竭力辩解，人说要改也只能大队会计改，你怎可私改？又说我父亲砍伐自家地头的几株大红椿树，是因即将“转社”归公，才故意如此，属于“破坏人民公社”。加上我祖母娘家是地主，队里便把他扭送到视北劳教了两个月时间。后来虽曾专门为他做了“平反”，却从此不许他担任队里的任何职务了。十多年后，妯娌龃龉，父亲还被弟媳骂是“劳改犯”，这成为他一生难言之痛。
到“文革”中，我已懂事，口粮所留，似无变化，不过那时鼓励农民养猪出售给公家，特别是养“供港猪”，可换回不少化肥，公家便发给化肥票。生产队则将社员的化肥票及平时所交猪尿、猪栏肥等，折算成稻谷，各家在口粮外，可再得一份粮食。
此外，生产队大力开拓新农田，变旱地为水田，填水塘作良田，新开田前三年不计税，不增公粮，所产稻谷，队里可自行支配。
倒倒阿爷家男丁少，女孩多，工分挣不过别家，但养猪之类，却是女孩子的擅长。几个女孩从小就攞猪草喂猪，阿嬷又能持家，所以一年到头，出栏五六头毛猪，加上化肥票和肥料所得，算下来也有不少。阿爷家平时以稀饭为主，多加菜蔬杂粮，女孩饭量偏小，阿嬷细水长流，哪怕青黄不接之时，也能不断炊烟。
反倒是那些劳力强壮之家，生计艰难。所挣工分虽多，收入却全凭年终分红。“文革”时分，学习大寨改天换地，变农闲为农忙，垦田开荒，建渠筑埂，努力增加可耕地，队里的工分总量飙升，但耕种不细，收成递减。兼以水稻病虫害，买农药需花钱，施药不及时，则损失更惨。诸凡此类，便是收成可见，开支无底。
“文革”之前，我队分红，尚有一工（10个标准分）1元，到“文革”结束那两年，降到了3角5分。强劳力消耗大，饭量也大。我初中时去齐东中学学工，尚是半大孩子，自家蒸饭，每餐特大号饭盒涨成满盒（先浸米使发涨，再尽量多放水），仍觉不饱，则那些天天做重活的社员，便可想见。大寨在山西昔阳，那里早上空腹上工，一天只吃两餐，我们南方却是三餐不能少，下午“点心更”还要吃些杂粮。口粮不过平日一斤米，哪能吃饱？只能购黑市米，其实也无真的“黑市”，只是通过汤家店的姑姑、孙家的表哥等亲戚从湖区（主要产粮区）购买，每斤要五角以上。——公家粮店叫“白市”，凭粮票购买，每斤米1角4；但粮票是城镇居民按定额发放的，农民兄弟是没有的。
那时全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包干高强度农活可得20分以上；妇女一天6分），分红所得才三角五，买不得一斤米。所以那时最强的男劳动力，看似挣分多，但分红所得少，完全不够买米填肚，也就养不了自己。那些老弱病残和女子，消耗较少，口粮不减，日子反倒过得还算滋润。尤其是阿爷家，安排最是精细，纵然是青黄不接、各家都愁瓮中无米之时，依然能不慌不忙，淡定自如。
以上这些，既有我亲眼所见，也有是参加劳动时，在田头地边亲耳所闻。记得月水问倒倒阿爷，村人所说“精算”是否属实，倒倒阿爷摇着草帽，一口黑牙似无底之洞：“倒倒……倷全劳力又能奈介？”（倒倒……你们全劳力又能怎样？）流露出一种智者看莽汉的味道。
另一方面，女儿们年纪渐长，如何找妥婆家，阿爷虽早早为之盘算，却又深感乏力。因为开源节流，精算口粮，都是在他可算可控范围，而婚嫁之事，则不能都按他的盘算，因为还有世道的影响。
长女小时受过外伤，眼角留下一疤，破了相，一直受人嘲笑，也颇觉自卑，个子矮小，其貌不显。适龄之时，曾请媒妁介绍过多位小伙，都被嫌憎。眼看年纪渐长，便一再降低要求，但即使降到了在公社做工的残疾人，也没被看中。不得已再降，有人介绍了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只是这人因受过刺激，神智不太健全。阿爷一味盘算如何嫁女，全然不知女儿郁闷已到极点，生了病，最后想不开，上吊走了。
二女眼看就要过了花季，阿爷盘算村中适龄青年，选中了工人之家的独子，原是村中同姓，论辈分低一辈，年纪也小两岁。消息传出，别人都认为不可能，因为尚有多女有意。幸好女儿听话，主动出击，顺利拿下。
三女最是漂亮，身材高挑，眼睛大而有神，姐妹戏呼其为“大眼”。中学时便有喜欢对象，交往亦久。那同学后来顶职去了供销社，眼界新开，其事便无下文。其实村里有很多男孩子都喜欢她。但世事无定，她喜欢的，人家衡量再三而不成；喜欢她的，她盘算多时也无意。还有一些不错的潜在对象，在相互观望中，已经另有了缘分。于是不免蹉跎了些岁月，最后只能匆匆出嫁。
小女儿年小，我离开村子时，尚在读书。
再之后改革开放，农村大变，阿爷已经年老。世界变化之快，本非村坞老人所能知，也是无法算清，只能敲敲烟杆，一声叹息，头发全白，那腰愈发佝得厉害。
自我离乡，得见外界天地，始知父辈所能周旋的空间，竟是如此狭小。他们顺从地听从村里或队里的指令，从没想过世本无框，唯人制造。家父晚年回顾一生所历，潜意识中，以为圣旨所言，即天命所授，言出令行，不可质疑。他希求的公道，不过是在大家无可逃遁之时，能获一视同仁。自己则努力劳作，从中寻求生存的空间，自豪于尚能略优于左邻右舍。但有时闻其所言，又觉得他其实完全明白，只是人力有尽，胳膊拧不过大腿，便只能这般想想。推想倒倒阿爷的盘算，大略不过如此。他们已是村中最有想法、也最能思考之人，可惜当年以“社队”为樊篱，割裂了城乡，被禁锢于土地之中，也限制了想象的空间。
我想，若是世上本无樊篱，他们能如儿孙辈那般走出钱家山下，又将会走到怎样的高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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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
曹家齐（中山大学）：“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是先秦人明晓的道理，奈何后人曾浑然不顾！
刘勇强（北京大学）：天下弯弯绕，可怜倒倒爷。村边大樟树，难荫一两家。
卜键（国家清史办）：哈，微历史，篇篇活色生香。你的记忆力真的超强，我曾说过历史必然如烟（驳章女士语），在你这里显然不适用了。
吴振武（吉林大学）：一段信史——半世纪前。我自己下乡劳动时，看过如何算工分。后来亲友去各地插队落户，回来大讲当地如何算工分，城里人听来都觉好玩，实际则是辛酸史。
王延荣（杭大同学）：仕忠兄好。看完倒倒爷，忆起插队时半饥不饱的酸楚。当年稻谷入库，分配程序你文中说得很明白：先纳税交公粮，再留足种子粮，按规定要留储备粮，完成以上任务，然后分口粮，饲料粮。我模糊记得，口粮总额，按总人口大概500斤谷/人年的规定分配。每个人有个粮食底分，由年龄段决定高低。一个生产队如果少年、幼儿多，底分单位值就高。反之单位值就低。那时缺菜少油，能量全靠谷米。成年人强劳力要想放开肚皮吃饱，一餐吃二斤米的饭，不在话下。若只吃半斤八两，便好比老虎舔蝴蝶，尝尝味道而已。一个家庭如果小孩少劳力强，谷仓米缸到年底就见底了。饲料粮按存栏猪分。农民还可以从那里调剂些填填肚。但好多时候是用瘪谷，打折抵数。知青不养猪，不成家，净靠靠只有粮食底分到的一点谷，男知青没人能接上早稻收割。整餐的大麦糕，煮番薯，萝卜粥，罗汉豆填肚是常事。当年的农民和知青，许多人到现在对麦食，落下一看就厌的生理反应。歉收年口粮不够，动用储备粮手续极严格，不会批准。丰收年也不能多分口粮，余粮要求卖爱国粮。当年粮食是紧紧地掌握在公家手中，难得落在农民肚里。
洪朝辉（杭大校友）：倒倒爷企图运用自己的小聪明对抗集体的大聪明，既可理解，也应怜悯，更觉可悲。不过从他软性对抗，到逆来顺受的过程，确实反映了一个“心术不正”，但求生本能的杰出情商与智商，尽管德商不符合主旋律。但最终，形势比人强，尽管通过女儿们养猪，歪打正着，聊以果腹，但最后一个老婆发疯失明、一个女儿自杀，另外二个女儿的不很满意的婚姻，妥妥地反映了改开前中国农村的辛酸。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他们的土地得而复失，遭受了严重的权利贫困，不胜唏嘘。
杜文庆（杭大同学）：刚读完。由衷佩服老同学观察生活的细致入微，超强的记忆力和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农民生活艰辛的深深的同情。不愧是“新时代”悯农的佳作，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辛酸的回味，是对极左政策和人祸的有力控诉！
陶棣华（杭大同学）：好文。冷静、朴实、真细……家乡父老前辈们那些辛苦、煎迫和蜷伏的生存……后人应能从这里的家史般的真实记叙里，了解这个国家在开启工业化初的特定时期对于农村的另一种深重的禁锢。也是另一种记史吧。
吴存存（杭大同学）：拜读了，很长知识。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对人民公社里的事，除了农民的伟大意义之外，非常无知。吾兄的大作，除了文学欣赏的重要价值之外，其实也是给我补课。当时那么多复杂的运作，吾兄写来举重若轻，条理十分清晰，明白易懂，又饶有趣味。
罗时进（苏州大学）：我下放农村前后达十年之久，读大作，对其背景不陌生，颇有同感，所谓“共情”也。
张丽萍（中学、大学校友）：这些活色生香的人物，串起来就是一部鲜活的村史。
吴义雄（中山大学）：我也曾起心记录家乡人和事，奈何行动力低下，徒然蹉跎岁月。
种粮食的普遍饿肚子，七零后的没有什么记忆了，八零以后的基本上不相信了。
殷娇（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既是宏大运动背后的微观的、个体的命运的展示，也是特定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经济变革历史的注脚。读罢倒让我想到关于土改的读书摘录，结合阿爷及家人的经历，似乎更容易理解，也更发人深省了：
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利与弊皆在“运动”二字，运动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贯彻国家意志、实现乡村治理，运动又使得这种动员和治理无法日常化、常规化，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加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这就是运动式治理模式的根本困境之所在。
郑尚宪（厦门大学）：关于《倒倒阿爷》，几个细节要落实：
一、粮票只有城镇户口的居民和公职人员才能拥有，且有定量限制。否则今人很可能以为可敞开购买。
二、当时每个人的口粮都是固定的，粮票要和粮证挂钩才能购买粮食。否则只能在餐饮店吃饭和副食品店购买粮食制品时零星使用。
三、城镇居民凭票、凭证购粮，每斤0.14元左右（籼米0.136元，粳米0.144元），福建和江苏都是，估计浙江也一样，计划经济，全国统一。另外，福建“黑市米”价格基本固定在6角左右（0.58-0.62，我卖过多次），你们那边怎会那么便宜？
我们卖公粮早稻（籼稻谷）每斤0.102元，晚稻（粳稻谷）每斤0.108元。因为交的都是优质稻谷，供应城镇居民的米碾得又比较粗糙，出米率一般可保证72%以上，谷糠（又分细糠和粗糠）也能卖钱，所以公家不会亏损。
我们是甘蔗产区，政府强令大面积种植甘蔗，平均亩产约10000斤，国家统一收购价每斤0.017元，也就是一亩甘蔗一年卖不到200元，可是我们要忙整整一年。
当时虽说“以粮为纲”，但分配给水稻的化肥很少，绝大多数化肥的供应跟甘蔗种植面积和产量挂钩，我们通过交售甘蔗获得购化肥的指标（习惯称“蔗肥”），再从中匀出一些用在水稻等粮食作物上。
陈水蓉（成都亲友）：说到送公粮，我也有，但是我只能担起70一80斤，和我同岁的姑娘（茂君，国英）她们可以担100斤。——叫“公粮”嘛，所以是“送”。农民挣工分，最后分点点粮食充饥。
我们家只有妈妈一个人挣工分，我们四姐弟读书（小学，中学），后来和弟弟学校放“农忙假”在生产队干活，挣一点点工分。所以我们妈妈当时很辛苦的。想起这些我受不了了。
叶发明（成都亲友）：黄教授写家乡亲属在那个年代的点滴生活情景，使在那年代生活过的人看后，感到那么真实、生动，使已渐模糊的记忆又清晰起来。那段难忘的历史，值得把它记录下来。
赵延芳（杭大老师｜诸暨同乡）：我的记忆中，“互助组”阶段很短暂，“合作社”阶段似乎有数年辰光，直到1958才有“人民公社”。但因我当时也很小，只有一些关于父辈犹豫是否入社，怎么交公粮，受水灾，又有领救济粮等零星记忆。小学时的一篇课文倒记得清楚：“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是铁桥，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但对于这些组织的独特运行模式都一无所知。你爸是有文化的人，平常在家中谈论的事情，难为你这么幼小也能深切关注，而且记得如此清晰，实为难能可贵！
关于交公粮一段，我也体会深刻。我1973年来杭上大学，务农五年中的最后一年（1972年）在做“粮食保管”，整日在晒谷场奔忙。
黄绍辉（堂侄）：统购统销，或许只有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辛辛苦苦打下粮食，自己没有支配权，这个对农民的伤害，就像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抱走的感觉。
漆永祥（北京大学）：老兄所讲，弟皆有亲历，思来心痛！
那时给国家交猪任务，天不亮就背上猪食，赶着猪往几十里外的县城去，因为天热猪就不走了。快到县城了，再给猪大吃一餐，肚子滚圆，就为了多称几斤。但收购员有经验，上午基本不收猪，猪在大院子里哼哼转圈儿，拉的到处都是猪粪，到下午拉空了再上秤。
至于交公粮，马驴驮着，往粮管所交，都是干净上好的小麦。
我们那里工分每天最高是10分，折不到几毛钱，我家5口人，爷爷、父亲和母亲都是大劳动力，一年到头挣工分不少，但年底才分70斤左右的小麦，能磨50斤不到的面，只能在过年时吃几天而已。
我上初中时，打倒“四人帮”，村里可以唱古装戏了，我到山下的邻村抄剧本，每天可挣10分的大工分，因为我是“识字人”，甚感荣耀。
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之时，我家也差不多会断顿，如果不是自留地里生产一点粮食和药材，可能都撑不到过完旧历年。我上初、高中时，每到周末就缺吃的，玉米面也吃不饱，长期玉米面拌洋芋疙瘩，如同猪食，吃坏了我的胃，至今一年四季胃涨。
我亲眼看到小孩子吃了高粱面，胃烧难受，拉不出屎，大人用小棍儿一点一点的往外掏，就像羊粪一样，一块儿一块儿的，如不亲见，打死也不会信的。
有些农家，一件农具也没有，只有一个漏水的破锅，两三只碗儿，家无斗粮，亲戚来了，要到邻家借面、借碗筷。
我后来读《论语》，孔子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给学生讲解，就一口咬定这是给有大家业、大庄园的人家子孙讲的，如果你家里一把锄头也没有，家徒四壁，甚至四壁也漏风渗雨，那就压根儿没有所谓“父之道”可改，孔子所讲，多失其所言之对象与背景，但古今相接，以今日之事，揆诸古人之情，大要不远矣！
郦卓均（中学校友）：麻袋装谷最多可以150斤左右。我上高中前在生产队劳动，一个麻袋平放地上可以自己上肩，想当年也如初生牛犊！
赵国瑛（中学校友）：倒倒阿爷者，乡人一般呼为“人精”。一辈子精于计算，当然也吃苦受累，断不肯空耗光阴。窃以为，此类人是无害的利己主义者。一般心无大恶也很少损人。虽不值得尊敬，也还有让人同情之处，毕竟还有乡情在，只要不欺人，占点便宜便也罢了。
这种人一般很勤劳，搂勾挖煞做人家，起早贪黑不计劳苦，可每户人家都穷得箩络呒圈，这是什么日子？谈何尊严？许多人家家无片纸，遑论书籍。拿不出几块钱现金，喝酒吃肉只在梦里。
孙启军（《羊城晚报》）：我离开老家是1968年，才6岁，对合作化、计工分、交公粮、统购统销这些劳什子，无甚印象。记忆深刻的，是在取消人民公社的第二年，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此后，我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的饥饿感才消失了。我觉得，倒倒阿爷结结巴巴没说清楚的那句话是——农民不傻，农村不穷……让城里人吃饱饭的，是乡下人有了自由；让乡下人饿肚子的，是城里人不断地瞎折腾！
邹双双（中山大学）：有时候是被外界设框禁锢，有时候是作茧自缚，框中人往往不察觉，只知要守好这片土，护好这个家。
犹记小时候，先交粮再留自家粮，丰收时家里家外全都是谷子。晒干也不容易，因为经常有雷阵雨来袭。田里插着秧，一见云有变，赶紧飞奔回家遮谷子，人往往淋个湿透。农忙时天不黑不回家，拉线架灯车谷子，一个倒，一个车，一个挑，车也是个技术活，车快了，好谷子也车走了，车慢了，空壳碎穗车不走，还得顺着风，一不小心吃一眼灰，睁不开眼。
戚世隽（中山大学）：若无心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可惜大部分国人的一生在“倒倒”生计中过，虽然也未见得倒出名堂。黄老师为啥能将那些细节，特别是数字记得那么清楚啊。若非亲身经历，绝无如此细节与感受！《悯农》永远都未过时呵!
魏崇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的农民最勤劳、最老实、最听话，也着实令人怜悯！
李晓红（中山大学）：像到近山远足，遇未嫁接培优的果子，随手摘一颗品尝，酸甜涩甘，亲切的原味。
莫晓春（中山系友）：前有写老师，现在写乡亲，都是以人记史，用平凡弱小人物的故事作大历史的叙事。
钟东（中山大学）：本文一如既往地写得那么真实，酸甜苦辣都有，而有些真的不堪回首。全文来看，还是要从倒倒爷的“算”上多下些笔墨，用人算不如天算来结撰事件，把一些敏感的东西虚化掉，通过故事写传统道理，或许会更好些。
岑宝康（杭大同学）：因为熟悉，所以亲切。撩开原先被遮挡的视野，我们似可发现，同时期的欧、美、日等地农夫，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应付自然灾害、技术局限和市场波动。日积月累，总能得寸进尺。而我们的前辈和同辈们，除了经受别人家同样的困难以外，还要经受来自人间社会的干扰。
徐大军（杭州师范大学）：倒倒阿爷“所思多，获解少，日日蹙眉，脸上布满皱纹，眸子都是忧虑”，但所谋不出眼前口粮、儿女生计（婚姻），总是手段上的各种慌乱应对，比较者、周旋者，不离左右身边乡民。黄老师看得远，也看得细，还描写精细，倒倒阿爷的神态于纸上活现。
交爱国粮这段叙述，很真切，那时农民真是如此心理。而且，您也是真正扛过两百斤麻袋的人。
吴银惜（毕业学生）：历史进程飞速发展，很多细节、很多故事、一些错误被人们遗忘在时间的长河中。
喜欢看像《倒倒爷爷》这样的记录小短文，就像一个个历史小片段，记录下我们来时的路。后人再看时，也许会惊讶于当日人们的经历和选择。时代改变了人的命运，不同的人在时代变迁之时囿于各种因素做了不同的选择，于是有了不一样的结果。也许，这些错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许发展的路程也因此变得多彩。农民大多是纯朴的，热爱这片土地，特别是经历过苦难的农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农民也是脆弱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摧毁他们劳动的成果，甚至改变几代人的命运。《倒倒阿爷》里有一句话：人的性格，大约是天生的。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性，大约也是如此。
杨惠玲（厦门大学）：《倒倒阿爷》这篇，对那个时代的反映很细致，又直接，读得我心里有些发抖。这篇文章很有价值。原来听说过互助组、统购统销、交公粮，但没什么印象，读这篇文章 ，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细致的了解，很受触动。
周慧（中山大学）：“世本无框，唯人制造”。那个时候的农民，真的是命苦呀。确实很有必要讲述记录，否则那一段集体记忆就是一片空白。
高列过（华南农业大学）：这位阿爷的天空跟水灿外公完全两样。看完很是感慨，个人的力量如此渺小，再怎么算计，终究还是无力。铁算盘，越算越穷。此其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人常常感慨“经是好的，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可为什么要找个歪嘴和尚念经？这嘴又是怎么歪的？如何才能杜绝歪嘴和尚念经？黄老师的文章很能启发人。此其二。
陈佳妮（中山大学-珠海）：感触有二：一是从未如此“近距离”了解过乡村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当文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脑海中短暂闪过他们的生命故事时，历史事件与真实生活以一种特别亲切细致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文笔毫无夸张却充满张力。
二是最后那段颇有点“太史公曰”味道的感慨，神来之笔引人深思，但又是水到渠成，在前文叙事中似乎埋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草蛇灰线”，不断微妙提示着读者命运与时代、人力与天时的关系，终到结尾两相共情，余音袅袅。
那个时代各种如走马灯般变化的社会生活、大队告讦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些仿佛是倒倒阿爷故事的“背景板”，却也是这条草蛇灰线的一节节重要的经络，这个舞台上的每个人单独看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主角，整个舞台因此显得就如生活本身一般的真实、圆融而自足。
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希望能给国家多做贡献，笔下这幅劳动画卷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所以回音壁中关于“经是好的，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那几个问题提得格外切中要害，如何无愧于农民的这份赤诚，当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改革开放确实是非常伟大而且深入人心！看老师的文章和回音壁中的一些声音，深切感受到，很多弊病和问题，真的需要有在农村生活经历且善于思考者才能发现的，单看理论和设想都是好的，是发现不了问题的；若是看了老师的这些文章，就能清楚明白了。
公蒗蒗（山西师范大学）：倒倒阿爷的口吃很有意思。说话时的口吃是一种表达延迟，只是“倒倒……”的开头，更像是察言观色和深思熟虑后的故意，慢慢则成了习惯。
晚辈社员向倒倒阿爷请教的时候，他像个智者。在时代和命运车轮驶过时，他产生的无力感，说明他只能算个精明人。这样的精明人，在夹缝中施展安排的功夫尚能精细，那普通的人家，服从政策，青黄不接才是常态，看到那部分，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饿。可纵是阿爷如此，儿女也是境遇不一，千算万算，算不出时代变化中的命运无常。倒倒阿爷再能算计，空间所限，也不过尔尔。
“金黄色的谷粒从脚下如流水般漫溢开去”，读到此处，脚有痒痒的感觉！
杜雪（北京语言大学）：《倒倒阿爷》是文学创作，也是一篇民间的历史记录。
陈志勇（中山大学）：很喜欢老师写钱家山下农村、农民、农事的文字，有一些经历过，有一些听说过，所以感到非常的亲切。这篇《倒倒阿爷》虽是写人记事，却饱含情怀和思考，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描绘出乡里乡亲的群像，可谓是代史立言。
林珈卉（本科学生）：原本对我们后来者来说，这些时代的故事都只是历史书上平淡、生硬、陈述式的文字；而在老师的笔下，这些本已淹没于历史车辙中的生活细节又一一展现，历史变得生动鲜活。
这篇文章读来感受最深的就是“饿”，农民的辛勤劳动仍是换来辛酸。百般算计也无济于事，好无力的时代。
在粮库倒谷粒的场景好有画面感，喜悦也传到了读者心中。短短几句晒谷扇谷的描写，真是将农民的赤诚淳朴展现眼前！
宋睿（本科学生）：倒倒阿爷夫妻，都是忧思过重、愁虑太深的性格。家庭中若有一人如此，则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但若是二人皆以“忧”谋日，势必会压抑整个家庭的氛围，尤其给儿女的成长带来暗沉的底色，反而埋下意想不到的祸患——这一点从一家人的经历中可见一斑。
倒倒阿爷曾极力追赶新政策，万事提前打算，可以说是“要强”了一辈子，而晚年也不得不认命地叹息，“算不清”的究竟是飞速发展的时代，还是他心头纠缠不清的条条框框？这一切，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吴俣（本科学生）：在形势变化之下，以倒倒阿爷为代表的村民们思索生计，这一忧虑也是时境下的无奈。个体家庭、村集体之间既合作又矛盾的关系令人深思，如何协调才能更好满足双方，值得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李万营（安徽师范大学）：所以先进的所有制形式，并不一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初级阶段的提法，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让大家务实起来。
王奇生（北京大学）：农民不仅吃不饱，而且没有迁徙的自由，连外出要饭，都要开介绍信才能外出。
直到现在，只对农民放开县城的户口，地级以上城市的户口仍然得不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因招生不足而关门，但农民工子弟仍无法入学。也就是说，宁可关门，也不对农民工子弟开放。
知青下乡几年，被说得如何悲惨，殊不知农民世代被圈养在农村，才是真正的悲惨。只是没人为他们发声罢了。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看完这篇真是无限感慨了，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永远在隐忍，永远在奉献。里面很多详实的记述，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清晰可感的认识。
虽然没见过交公粮，但小时候我们老家有一种扑克牌游戏就叫“交公粮”，四人游戏，两两一队，输的一队在下局开始前要把最好的牌交给赢的一队，这是“交粮”，然后赢的一队则把手中最差、最无用的牌给输者，这是“还粮”。输者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总要在更加艰难的局面中硬着头皮前进。他们不仅要承受失败的屈辱，还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拱手让人，好让对方更好地打垮自己。除非运气好，起到大小王，就是“扛粮”，才不必交粮，便有了公平竞争的资本。现在想来，这个弱肉强食的游戏还真是深有意味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游戏，可能交公粮对老百姓影响实在太大了。
李凌云（中山大学）：说到统购统销和交公粮，想起外婆跟我说过不少故事，但许多细节我都忘了，只记下了几条外婆九十高龄还记忆清晰的当年的动员口号：
1、一条担竿niania（入声字，本字不知）软，一扎筷子拗不断。千条溪水流成海，石灰捞沙结成团。 【53年统购统销】
2、满陇满屯谷子黄，割好晒干交公粮。公粮要交精饱净，保卫祖国保家乡。【交公粮】
3、行动军事化，吃饭田头化，耕种集体化。【58年】
我听外婆的讲述，可以感受到当年大多数农民都是淳朴善良的，他们自然地接受了上面的政策，并将自觉、保质保量交公粮视为自身的荣光。而根据老师文中的统计数字，当年做计划的人其实也是很了解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只可惜，从政策到实际执行，总会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从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其实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代价的。老师的文章用生动的细节，为后来人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以及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认知与心态，这些都是在简要的历史叙述中所看不到的、极其珍贵的内容。
曾庆兰：在统购统销的背景下，如倒倒阿爷一般的农民再如何盘算、琢磨，堂兄弟互助也好、藏稻谷也罢，都是一场空。这些是村民的小算计，也是不安所致。但无论当年曾如何艰难，老一辈始终都热爱着新中国，拥护着毛主席。就像晒得那谷粒“qian转”再交公粮的婶婶们一般。
老师说的是，中国的农民真心的爱着自己的国家。只是政治总要权衡利弊，农民们很容易要奉献、被牺牲。
宋睿（本科学生）：这一篇增加了不少历史信息，赤贫水凤眼一家遭查粮一事，读来触目惊心。记得儿时在老家生活，顿顿都有野菜，有时焖一大盆荠菜拌玉米面，蘸着大酱吃，就是一整天的饭。小时候只觉得别有一番“农家乐”，后来才知道这是老一辈人三年饥荒时养成的习惯。那时连一粒米掉在地上，老人也会抠起来塞进嘴里，当时只觉不卫生，如今再看民兵搜粮时“颗粒皆尽”，似有所悟……
周慧（中山大学）：佩服黄老师的持久记忆力，过去那么多年的数字，居然记得那么清楚。如此才能通过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描述来高度还原尘封已久的集体经验和历史记忆，也让后人有机会从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的故事中窥见那个时代的缩影。
蓝岚（丽水学院）：普通人大多只能在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小时候教科书上关于那段历史的短短几行文字是我所知的极限，但老师的文字很细腻，读完这篇文章竟也有点“饿”的感觉了……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也在浙江北部做研究，味道不一样。所谓有理论关怀，那么就要有舍弃。所以，读不出鲜活的村庄人物故事。尽管也许研究者本人心里对村里的张三李四都熟悉，但他没想让人读出画面感，或用特定的对话反映一个场面。
朱承君（杭大同学）：所记往事，历历在目。我在十五六岁时也能背起一袋稻谷，但需要有人扛到我肩上，因为个子小，两手还抓不到麻袋角。
小时候都穷，但吃饱饭基本没问题，但记得有一年青黄不接，米饭吃不上了改吃一段时间玉米糊，玉米是我父亲从几十公里外的奉化挑回来的。玉米糊其实味道不错，吃起来有个讲究，要从碗中间舀着吃，这样不会粘碗，非常光滑干净。
林杰祥（中山大学）：精于“计算”的人，也许眼前得些小利，但是长久总是被大局淹没，自己内心却落得纠结和不安，为之一叹。国家对于农民，为之精细安排，如果过度收税，过度管理，结果也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亦为之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