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艘满载一千八百多名英国战俘的日本货船,1942年9月底从香港出发,行驶到浙江东极海域附近之际,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被美军潜艇“鲈鱼号”误判为战船后发射的鱼雷击中。经过25小时的绝望自救,盟军战俘冲破船舱,跳海逃生,又遭遇日军扫射屠杀,幸而遇到浙江舟山渔民冒死进场营救。最终,384名英俘被当地渔民救起,800多名英俘长眠东海。随船沉没,还有日军否认将战俘封锁在舱底,并用木条和帆布钉死舱门的惨无人道的往事。
出于电影工作者的本能,方励觉得,“应该去把这段历史抢救打捞出来”,“打捞这段历史,也打捞一千八百多个被人遗忘的战俘故事。”
历经八年的“打捞”,这艘沉船和它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以一部纪录片的面貌重新浮出水面。
6月14日上午10点,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影城3号厅举办了全球首映礼,早于其它所有影院早场10:30的放映时间,这是此次上影节放映的第一场电影,是名副其实的First Film。
为了寻找战俘后人,摄制组在英国主流媒体上投放了大幅广告,最终与380位战俘家人取得联系,摄制组还寻访了百余座英国城镇,收集上万张历史照片,面对面采访近120位战俘后人,研读了百万余字的英文、日文材料。通过对沉船的探索与发掘,纪录片透彻地讲述了“里斯本丸”沉船始末,以及背后更多惊心动魄、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幸存者亲人后代的回忆中,战争带来的伤痛,如此清晰而具体,葬身深海的生命,被讲述得无比鲜活——
失去父亲的女儿,年过八旬依然抱着儿时父亲送的洋娃娃;有人在异乡给母亲的信中,讲述他如何坚定地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要为她“建一个新家”;有人知道自己可能有去无回,给年幼的弟弟写下长大后才能读懂的谆谆嘱托;也有人在纪录片团队到来年,从来不知道半生忧郁而沉默的父亲,曾经历过怎样的炼狱……
“一开始时想抓住这个历史,但一‘抢救’,没想到彻底破防了。”方励说,“他们的这些动人的亲情、爱情、家庭,还有战友之间的友谊,把你彻底地绑在这条船上。”
影片放映期间,观众席中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泣声,无论是船上生命面对灾难的绝望和在绝望中迸发出的人性之光,还是远隔千山万水在时光中蹉跎的伤痛和遗憾,都引发观众深深的共情。
上午在影厅看到观众席里“不相干的大家为这段历史感动落泪”,下午新闻发布会上长枪短炮媒体的聚焦,“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么多人关注着这个事,说明人们的情感是共通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也是共通的。”一位亲历者家属说。
亲历者后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班布里奇谈到这部纪录片带来的重大意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外公杳无音信,妈妈一度无法释怀,到处打广告,询问是否有人见过她的父亲。直到她看到纪录片的粗剪版后,终于知道了父亲因为什么失去生命,这才释然。
“战争是万恶的。尤其在今天,更需要这样一部电影。它能带给大家不仅是动容,更是反思。”方励说。
在123分钟的影片中,有纵横的战时烽烟,细腻深邃的跨越生死的情感,和细致又富于戏剧性的起承转合。在被鱼雷击中至彻底沉没的25小时间里,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描绘了战争中各方的行动与抉择,赋予了每一个瞬间以情感与血肉,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无情与荒谬。从运用各种海洋探测技术追寻里斯本丸的踪迹,到寻访世界各地,记录下大量当事人后代的口述史料和多国珍贵历史文献,方励在过去的十年里,将自己的两个身份都发挥到极致。
“一开始想让我做导演,我说我哪有时间?”方励兴趣爱好广泛,并不是执着一事的人,“生命这么短3万天,我有这么多兴趣爱好,我没有时间做导演,这一次是没办法了。”
但一次次的走访,一轮轮的讲述,里斯本丸上人们的故事就像长在了方励脑中,挥之不去。拍摄制作的八年,遇上疫情,影片制作一度停摆,团队走了一半,方励说自己“把钱都花完了,五张信用卡全部刷爆,房子也全卖了,我现在手上没有一处房产”。
去年电影初剪完成后,在伦敦做了一次特别放映,映后他收到了一百五十多封感谢信。方励说自己当年在内心曾许下承诺,虽然从来没有说出口,“但开始了就没有回头路。8年不算什么,18年,我也把它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