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汤志钧师问学逾四十年，略无所成，惭愧之至，但每每在向先生请益讨教之后，都会有一种倍感充实的感觉。如今，先生已归道山，但他的学行品德，音容笑貌，依旧萦绕我心，难以忘怀。
回忆先生治学，言之有故，持之有据，是其毕生一以贯之的原则。既要“有故”“有据”，准确可信的史料就是先生最为依赖的“利器”。所以，他不仅注重对已知史料的合理利用，更善于深入挖掘，精准发现新史料，找到新问题，获得新答案。
七十年前，先生初入历史研究所，就表现出对史料收集的浓厚兴趣和极大热情，他曾在口述访谈中提到了这段经历：
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和杨康年就前往各个旧书店、旧书摊甚至废品站“寻宝”，反复挑拣，寻找有价值的书籍资料，有时就如同身处垃圾堆，弄得灰头土脸满身脏兮兮的。但是，我们确实发现了不少珍贵的图书和资料，如获至宝，赶紧购回。历史所资料室的不少“传家之宝”，有的就是在那时以废纸般的价格买来的。我们的工作，丰富且充实了历史所收藏的图书资料，为研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抢救了一批文化财富。（葛涛：《坚守传统经学研究的耄耋老人——汤志钧副所长访谈录》，《岁月无痕 学者无疆：上海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口述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先生对史料的兴趣，并非为了猎奇，而是将其作为揭示历史真相的依据，希望通过价值发现，嘉惠学界，促进研究。先生尝自述：
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从《文汇报》上读到一条消息，称康有为后人已将所保存的康氏文稿全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上博）。对于一个戊戌变法研究者而言，这条消息所具有的重大价值自不待言。我迫切地想接触到这批史料。好在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方行与我是常州同乡、平日关系颇佳，在他的支持下、我终于得以率先接触并研究这批康有为的文稿。我每次去上博，在库房里一待就是一天，出来时从头到脚落满灰尘。然而我的内心却充满喜悦，因为这些手稿大多从未公开，可为研究康有为的思想、政治活动等开创一个新的格局。（葛涛：《坚守传统经学研究的耄耋老人——汤志钧副所长访谈录》，《岁月无痕 学者无疆：上海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口述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甘愿在“从头到脚落满灰尘”的环境里埋头工作，却以“充满喜悦”的心情，期待着这些史料能够在研究中“开创一个新的格局”，这是何等心胸！更值得令人钦佩的是，当这批多达190余件共约40万字的史料整理完成准备出版时，先生虽为整理工作的学术指导，却主动提出不署名，如此高风亮节，实为吾辈楷模。
《康有为与保皇会》书影；1900年6月24日康有为《致办事人书》
四十多年前，先生在日本讲学、研究期间，撰有多篇重要论文，如《伊藤来华和戊戌政变》《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康有为、章太炎的流亡日本》等，这批论文的主要史料均来自日本各学术机构收藏的近代文献。有意思的是，这些史料都早已入藏这些机构，但日本的近代中国史研究者却并未及时加以利用。不仅如此，先生关注各种史料，也并非皆为个人研究，他在旅日期间还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线索，一一披露，以飨同道。仅在《乘桴新获》一书中刊载者就有：
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井上馨关系文书》《寺内正毅关系文书》；
东京大学明治文库所藏《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和宗方氏执笔的长达140页的《关于中国的政党结社》，以及《井上雅二关系文书》《井手三郎关系文书》《梅屋庄吉关系文书》；
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所藏《木堂先生书翰》；
立命馆大学西园寺文库所藏庄原和所著《新学伪经考辩》等等。
对于先生在史料发现、利用方面所体现的睿智和勤奋，日本著名史学家山根幸夫先生感叹道：
由于汤先生不懂日语，我们难以想象他旅日期间究竟遇到了多少不便……（汤志钧先生）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成果，对此，我们唯有叹服而已。在我们的周围，许多珍贵的史料都因我们的怠惰而被忽略，但汤先生却能尽量详尽地加以搜集，这是对我们的极好教育。（山根幸夫著，承载译《〈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评介〉》，《史林》1994年第2期）
近十多年来，先生碍于年事，虽不能如当年那样经常外出讲学授业，也因此少了很多寻访史料的机会，但只要一遇机会，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加以关注，兴致勃勃地认真考究。2012年以后，先生曾有两次机会接触了数量众多，内容重要的新出文献史料，且均与康梁和近现代中国研究相关。
2012年秋，梁启超之弟梁启勋的后人在北京文物艺术品市场释出一大批珍贵资料，统称为“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等方面，其中，近300通康有为、梁启超、汤觉顿与梁启勋的通信中，包括了多达240余通的梁启超信札，还有首次现世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袁世凯之解剖》等多件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堪称现身于文物市场的数量规模最大、涉及题材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康梁及其相关人物事件的史料，因其绝大部分从未曝光，故不少内容可以填补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物价值。
这批史料的面世，对于正在编集《梁启超全集》的先生来说，极为振奋，他在受邀鉴定这批史料并参加“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特展”时谈到：
今天有幸看到“南长街54号”里面收藏的东西，感到非常重要。梁启超一生年龄不大，但是留下来的东西很多，而现在看到的珍藏材料就感觉到非常珍贵。……从家信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兄弟之间来往很多。梁启超的文章都经过考虑和修改，读信札则更接近事实，它的价值比一般文章要高。梁启超的书出版过许多，现在这批材料有两百多封家书，从没见过，不但谈家事，也谈国事，有些书信是我几十年来从没想到过的。我虽已年近九十，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批档案，感到十分荣幸。这样一批信札有二百多封，数量多、时间长、跨度大、话题多，对史料的补充价值可谓无法衡量，从中既可以看到梁启超的著作经历，也可以看到梁启超当时的写作心境，在以后研究中又可以增加很多资料。
2012年10月24日，先生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新书研讨会”上（前排左三）
先生之所以在谈话中对梁启超240余通亲笔信的价值给予高度肯定，并非出于单纯的崇仰之情，而是以学术研究的角度，从其中所透露的种种具体细节，看到了与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当时的真实情况，研究者如果仔细剖析这些内容，就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对近代中国的许多大事和重要人物，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发展进程做出更为深入精准的判断。也正因如此，他对《清代学术概论讲稿》的手稿也十分重视，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手稿的兴趣。他在研讨会的发言中认为，“手稿当中我感觉最有价值的是《清代学术概论讲稿》，里面提出清代学者开山之石的一些人物和派别，值得很好地研究”，从中可以看到写作前的各种准备工作，有助于对梁启超如何完成这部经典著作，获得更为真切的认识。
紧接着梁氏档案出现在文物市场上的，是2014年下半年面世的一批曾经由康同璧保存的个人和北美地区保皇会史料。这是康同璧于1904年至1906年寓居美国康涅狄克州南温莎时形成的，她后来离开南温莎时遗留在房东家里，一直没有取回，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房东的后人发现，但原封不动未予公开。文献共300余件，其中包括：以“同门”名义撰写并经康有为本人稍作修改的康有为年谱稿，1904年6、7两月的康同璧日记，1904年10月至1906年2月康有为致康同璧、谭良、梁文卿、容闳等人的书信，同时期梁启超、谭良、梁文卿等多人致康同璧的书信，美国各地报道康有为在美活动的剪报，1904年至1905年间康有为、康同璧、罗昌、梁启勋等在不同场合拍摄的照片。此外，还有北美各地保皇会致康同璧信札，保皇会总局及美国纽约、波士顿、哈佛等地保皇会部份事务性工作文件、名录、单据，以及康同璧的母亲、姐妹和女友给她的信件、照片等等。
这批来源可靠的文献整体经合法交易由美国流入中国后，我第一时间从藏家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并获得了文献的高清图片，初步了解了基本情况，随后又经藏家同意，将所有原件拿到上海朵云轩集团。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先生，并希望先生对这批文献作进一步的鉴定。
2014年12月1日，正值寒潮来袭，虽然天气晴朗，但温度较低。上午九点多，先生就在哲嗣仁泽兄的陪同下和我一起到了朵云轩，稍事歇息后便开始逐一阅看原件，对文献中涉及的许多现象极感兴趣。
2014年12月1日，先生在朵云轩集团鉴定新发现的康同璧所藏近代文献
例如：
以“门生”名义撰写的康有为年谱第三人称本誊录稿，起讫年份、主要内容、篇末所署的写作时间虽与《康南海自编年谱》（即《我史》）相同，但既有不少内容为《自编年谱》所无，又有经康有为亲笔修改或增加的句子。
年谱誊录稿首叶（左）和末叶（右）
“光绪五年”条增加的文字，稿11叶A；“光绪十三年”条增加的文字，稿16叶B
“光绪十年”条中康有为增补的文字，稿14叶B；“光绪十四年”条中康有为增补的文字，稿17叶A
又如，康同璧在她的《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并没有康有为于1905年6月16日经容闳的游说活动见过美国总统，并因此改善了华人入美限制规定一事，但在康有为给弟子梁文卿的信中，却清楚地写了这件事，几天后，又写信告诉了康同璧。这一内容，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康有为致梁启勋的一封未署日期的信里提及见到总统的事完全对应。
1905年6月16日（五月十五日）致梁文卿信；1905年6月21日（五月廿日）致康同璧信
1905年6月某日致梁启勋的信中提及“今午已见总统”，与致梁文卿信对看，可确认康有为见美国总统的确切时间是在1905年6月16日（五月十五日）
更有一事，令先生大为诧异。康有为在1905年10月20日致康同璧的信中，告知他打算派人刺杀孙中山，信的最后又叮嘱康同璧：“（陈）岳崧与汝甚好或汝令纯甫（即容闳）密约此贼，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与岳（崧）、文（惕）密谋勉厉之，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铭（三）、（季）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此事同样未见于以往的任何记载。
1905年10月20日（九月廿日）康有为致康同璧信（自左至右1、2、3、4）
先生仔细阅看了这些首次披露的史料后，在充分肯定其真实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事件做了谨慎的评判。他认为，过去不知道的事，现在有了这些信札是知道了，但不是就一定可靠，还需要仔细研究，能够找到与其相关的佐证当然最好，万一找不到其他足以说明问题的史料，也应本着客观的态度，不夸大事实，不作无妄推测，更不可借题发挥。
康同璧寄居美国南温莎时期的所有文献，藏家后来已将其全数转让，故早已星散各处，好在我保存了每件文献的图片或复印件，仍得以经常借此揣摩思考。此后的几年中，每当我去探望先生，他或多或少总要问起，嘱咐我有空就要好好研究，对那些一时找不到其他旁证的资料，绝不要轻易下结论，应该多看同时期其他史料，尽可能搜寻与之对应的依据。对于以往从不知晓的第三人称康有为年谱稿，先生更为关注，要求我对照《自编年谱》的各种刊印本和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我史》手稿本，参考其他资料和今人研究成果，如果能从两者中理出孰先孰后的线索，当是研究康有为年谱写作的一个突破性认识。
2019年底，我得知有一份梁启超手稿出现在文物市场，就根据线索找到有关人士，获得了图片资料，并借出原件，拿到华东医院请先生阅看。这份手稿共20页，来自谢国桢先生后人的收藏，首页首行有“簿录篇编第一类·史志及补志附述史志所资籍之旧录及唐以前佚目”的标题，稿中除个别页面文字比较清顺外，绝大部分稿纸均写满了蝇头小字，有的连页眉、页脚都写得满满的，涂改和增补内容极多。先生不戴老花镜，仔细地逐页翻看长达约半小时，不时对其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他从手稿的体例、行文等方面分析，认为这份手稿应该与梁启超晚年编纂的《中国图书大辞典》有密切关系，很有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惜此书因梁氏病情加剧而不得不中断。先生又说，在“南长街档案”中，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一封信中就提到了大辞典编纂的情况。其时，《梁启超全集》已经出版，先生既为这份手稿不能收入集中而遗憾，但又笑着说，也不要紧，今后一定还有其他的新资料冒出来，只要随时留意收集，整理补充，再出补遗也是可以的。
2019年12月24日，先生在华东医院病榻旁阅看梁启超《中国图书大辞典》手稿
梁启超《中国图书大辞典》手稿部分内容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固然极为难得，但从先生对此的评价来看，最有学术价值的莫过于能够还原真相的信札和能集中反映梁启超学术成就的部分手稿。同样的，康同璧旅美寓居南温莎时期的个人档案也较为丰富，甚至还有不少完全不为今人所知的内容，先生也对此表现出了十分严谨的态度。由此，不难窥见他在史学研究中的一贯风格：面对大量史料，既要辨伪求真，严格甄别，更须去粗存精，剔除芜杂，这样才能为合理、科学的利用史料带来最大便利。
先生寿享百年，遨游史海，饱经风浪，他在辨识鉴定、考证研究历史文献方面积累的丰足经验，来自于数十载工作实践。先生为文，向无空泛之语，从不作高深之辞，可谓眼界既高，功力深厚，却又娓娓道来，如沐春风。先生的著述，生前赠我多种，而我近年来翻阅最多的就是201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先生在此书序言里一再强调的那句“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互有依存”，包含着他毕生潜研学问的心得体会，言简意赅却又含义深长，足可为我后学小子终身受用之。
谨以此不敏之文，深切缅怀敬爱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