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日本社会问题研讨会暨“东瀛世相”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叶彤，以及《儿童的贫困》译者、社科院日本所社会文化研究室研究员王伟，《为避免下坠而竞争》译者、社科院日本所社会文化研究室研究员胡澎，《低流动社会》译者、社科院日本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郭佩，《不婚社会》译者、北京外国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韩涛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丛书翻译出版和相关问题的现实观照各抒己见。
日本社会问题研讨会暨“东瀛世相”丛书出版座谈会现场
杨伯江在致辞时表示在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上，日本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都有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日本自身的趋势和轨迹，同时也为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参照。‘东灜世相’丛书反映的正是日本社会的最新变化，对于中国读者了解当前的日本社会，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增进两国相互理解具有积极意义。”
叶彤在致辞时表示日本是中国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近年来两国交往频密，对彼此的了解日益加深，相互之间的交流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仍有向深度、广度推进的必要。“日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较早，在国家、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有许多我国可以引为借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学界和出版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东瀛世相’是三联书店邀请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胡澎策划实施的，自2018年启动以来，跨过了疫情数年，陆陆续续出版，到今年中译本的出版暂告一段落。”
“这几本书的内容无论是低收入家庭中的下一代在生活、入学、就业、心理等全方位的贫困，还是面临阶层滑落，有坠入底层危险青年人的困境，或者是婚龄男女对婚姻及生活前景的满腹疑虑和茫然，都呈现了日本社会中美好生活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巨大沟壑，揭示了一个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东亚国度中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这些大概也是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当下和未来同样广泛存在和将要大规模出现的问题。”叶彤说。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叶彤（左）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面对“温水煮青蛙”的危险，社会学家敲响警钟
《儿童的贫困》作者阿部彩，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曾就职于联合国、日本海外经济协作基金会、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现任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社会学部人类社会学科教授。在译著导读环节，该书译者王伟首先发言，他介绍说该书采用案例和数据相结合的社会学调研方式，既有实证也有定性分析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应对策略。
《儿童的贫困1》书封
“自2008年出版后，至2018年在日本已经加印23次，在学界、新闻界和日本政界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2008年被称为是‘日本的儿童贫困元年’，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和这本书的发行和出版是有关系的。实际上，在2008年之后，日本社会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措施都在不断地完善。”王伟说。
《为避免下坠而竞争》《不婚社会》《低流动社会》三本著述的作者山田昌弘，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现代日本人亲密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日本人婚恋、少子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他以“婚活”“单身寄生族”“格差社会”等对日本社会现象的精准命名和深入浅出的分析而广为人所知。
《为避免下坠而竞争》书封
《为避免下坠而竞争》的译者胡澎介绍说，日本当下社会的一个大的特征，就是民众为了不坠入下游社会、维持中流生活而非常挣扎。“这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貌，而是一种倒退。山田提出的日本单身寄生族，年龄跨度从20岁到50岁。之前，只要父母还在世，依靠父母的收入、房产，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是没问题的，不工作也可以靠父母养着。但现在，单身寄生族没有婚姻，已经步入中年，他们父母已经老了或者去世了，就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
社科院日本所社会文化研究室研究员胡澎
“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社会在1994年时出现了‘就职冰河期’。因为经济环境不好，很多年轻人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到1990年代后半段，受经济危机、IT泡沫影响，又到了‘就职的超冰河期’。这两个‘冰河期’让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变成了‘啃老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也就没有体面的收入，一些人就选择了不婚不育，变成了单身寄生族。而日本女性大都希望跟比自己生活条件好的人结婚，以实现阶层跨越，这又造成了日本现在的少子化现象，无论政府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比如幼儿园免费、学校免费，但生育率还是偏低。”
“日本出现这样的阶层固化和年轻人难有上升空间，对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带来人口危机、劳动力短缺、社会福利压力巨大等问题。山田昌弘认为这种情况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最危险的恰恰是它不是一下子变化，而是一点点变化。我觉得社会学家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他可以见微知著看到社会演变的趋势。所以他要向政府进言，要敲响警钟，用让普通人一听就能记得住的语汇发出一种警醒。”胡澎说。
《不婚社会》书封
《不婚社会》的译者韩涛介绍说，日本现在已经从“结婚难”走向“不婚”社会。“山田昌弘在书中把日本和欧美社会做了比较，虽然欧美也出现了不婚族，但两种社会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欧美社会人们保持经济独立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亲密性，他们不结婚并不意味着不恋爱，他们可以拥有爱情，只是不一定两个人要走到婚姻殿堂。而日本社会却一直没有放弃传统的婚姻形式。比如，日本女性把结婚叫做‘永久就职’，她们要成为家庭主妇了，同时也说明丈夫能够给她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日本也是一个‘面子社会’，非常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最后，日本人也抱持子女优先观，如果将来他们的孩子没有生活在跟别人同样的环境下，日本女性的婚姻选择就会非常谨慎。”
“日本当下的出生率依旧徘徊在1.3左右，而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愈发严峻。我在大学里授课，问及刚入学的2005年后出生的大学生们，想不想结婚？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婚后打算生几个孩子，得到的回答都不是特别乐观的。就像书中所介绍的日本大都坚信要生育，首先要确保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环境，这样的意识我觉得在中国也是一样。”韩涛说。
《低流动社会》的译者郭佩在发言时重点介绍了山田昌弘在书中针对日本社会问题提出的建议。“在家庭领域，他认为人们要舍弃对‘战后型家庭’的执着，要认可各种形式的家庭并予以支持，同时要对以爱情结合的伴侣进行一定条件的鼓励和帮助；在教育领域，公共教育要面向适应新时代所需的能力，包括数字能力、交流能力、英语能力进行改革；在就业领域，要致力于缩小不同就业形态、不同领域之间各种各样的差距；积极构建能够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居住，并建立联系的地域社会；要推进多元化的社会评价体系，满足不同人的认可方式。”
关注的回归，“从公众个人生活角度切入”
学者研讨环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孙歌首先发言，“2000年之后，日本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就告诉我，不要只看日本社会光鲜亮丽的一面，同样社会阴暗的一面也是很严重的。在东京的边缘地带，就有不少无家可归的人、打零工的人，但这些人进入不了日本社会所谓‘一亿中产’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部彩和山田昌弘的著作揭开了这层面纱，还原出日本社会不少真实的情况。”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孙歌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赵京华在发言时提及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位日本同学，“他和我年龄相仿，是学印度语的，毕业后在日本找不到工作。后来也是单身不结婚，新冠疫情期间死在自己的公寓，被发现时已经去世了一个多月。我在读丛书时，《为避免下坠而竞争》给我的震撼尤其大。日本社会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竞争了，只是说自己能不被社会遗弃就好。这也督促我们重新思考当下中国国内的种种问题，从发展阶段上说，日本毕竟走在我们前面，虽然两国国情有很大不同，同样可以给我们以参照。”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赵京华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晓玲在发言时比较了韩国社会目前的情况。“从各项数据上看，韩国比日本还要严峻。他们的生育率在0.72，家庭常住人口只有一个人的比率占到了31%。2020年时，韩国总人口数已经在下降了，不说加速度了，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人口就可能回落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而且社会内卷严重，年轻人找工作面试时长就有11个月。阶层固化的数据，最近几年韩国国内有连续性调查，表明接近90%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父母。自杀率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常年居高不下，比日本还要高。”
社科院社会学所性别社会学室研究员吴小英认为，丛书的议题之所以在中国当下社会能够引发一定的共鸣，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一种关注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