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国名花事可哀，诗心当赖画家培”。几幅牡丹画与牡丹诗，串联起谢稚柳、潘伯鹰、叶恭绰、章士钊等几位文人与书画家的诗、书、画唱和往事。本文为九旬郑重先生为澎湃艺术新撰忆往文章。
谢稚柳《牡丹》局部
谢稚柳先生
壮暮翁谢稚柳花齐作品，以竹、梅、荷和牡丹最精。我曾数见其所作，牡丹，题写黄山各诗“花气袭人欲破禅”；粉红色牡丹，名之曰“当炉面”，即娇嫩如卓文君的粉面，题诗有句“卻笑相如赋不成”，他画紫牡丹，不知为什么想到曹植的《洛神赋》，紫光芳色，题着“洛川已惹陈王赋”。意境最高的还是那幅题写宋人张先诗句“云破月来花弄影”水墨淡彩牡丹花，月朦胧，云朦胧，花朦胧，那种朦胧之美，远远超出了张先词的意境。
《牡丹》谢稚柳
最有故事可说的是他给潘伯鹰画的《牡丹》卷，画了三朵牡丹，一朵为黄色，两朵为紫色。故事尽在谢氏的题语中：“前年长沙章行老有牡丹诗八十章，书为长卷，以寄伯鹰吾兄，因得拜诵，辈意高妙，叹仰无极，伯鹰命为制图，再三辞，不敢附于诗末，越一载，勉为报命，实不得当也。时乙未春日，谢稚柳。”
章行老即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乙未是1955年。卷前有叶恭绰题刘勰语“兴往情来”，卷后附了章士钊的诗80首，还有几家题跋，长及数米。
叶恭绰题刘勰语“兴往情来”
章士钊咏牡丹诗八十首，不是一次所作，而是分五次续写而成。在五续十五章后，有一段记载：“用高丽纸和遐庵诗绝句八十首与伯鹰，此余晚年一大吃力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陈佩秋先生介绍，我去拜访潘伯鹰夫人，对此卷有一观之缘，后来这个画卷就流散去了新加坡。
潘伯鹰
观章氏对潘伯鹰之友情非同一般。潘伯鹰，安徽怀宁人，原名式，号凫公、又号发翁、曲翁，早年从吴北江(闿生)学桐城派古文。二十岁，旅食沈阳，任东北大学秘书，又跟章士钊学逻辑学。后不知为何被关至三个半月，不得而解。章士钊又自迎于狱中。抗战期间避难重庆，与章士钊，叶恭绰、曾履川、乔大壮、江庸、谢无量、谢稚柳等组织饮河诗社，章士钊任社长。伯鹰任秘书，并创办刊物。章士钊深器其才，引为平生第一知己。
叶恭绰至潘伯鹰信中说：“京师崇效寺牡丹为数百年物，已成掌故，比年因无人游赏，日逐萎败，己仅余三十余株，再阅数年，准绝种矣。上月我偶以市府中人言之，劝其移入中山公园，具己如愿，并依我说别辟一畦，标曰崇效等移植牡丹。”
又说：“此为年来一爽，意着常为八绝句纪其事，孤桐兴发，和十六首，旋又继成八首喜哉言乎，维此题实得一个詠也。”由此可知，章士钊詠牡丹诗八十首的渊源。叶恭绰将崇效寺牡丹移植中山公园，引起京城老一辈文人争相吟咏，除了章士钊、叶恭绰，相唱和的还有黄君坦、张伯驹等。
叶恭绰
叶恭绰将自己作的牡丹诗整理成四组，一组是1953年写的，共10首，1954年所作的牡丹诗分为三组，第一组是7首，第二组是12首，第三组编为16首，有的是用毛笔写的诗。有的用红色自来水笔写的。可能是潘伯鹰要把叶恭绰的诗誊录成一个字卷，叶恭绰又致信潘伯鹰说：“桐君（章士钊号孤桐）意不愿删削，我则已删去十余首诗。君录彼作入卷中，以前是否向之商议成一问题。因渠似以我过虑，此本见仁见智，不能强同。总之我只此三十一首可存，其中尚有沙石。如承写录，待代加推敲是所至盼。”叶恭绰是清朝高官，北洋遗老，此时伯鹰要辑录自己的诗作，他很谨慎，又写信告诫：“如加搜張，易成故实，须加审酌，我意如写入卷中，同时以谨严一些为宜"。看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叶恭绰就已夹着尾巴做人了。章士钊则不同，他曾对朋友说：“毛主席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有他负责，有了毛主席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那还用得着担心吗。”他是毛泽东的朋友，各种整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他都受到保护，安然无恙，轻松地生活着。
谢稚柳《牡丹》局部
潘伯鹰把谢稚柳画的牡丹和章士钊的牡丹诗装裱成卷后，由曹聚仁携往北京，章士钊又在卷后题了《美稚柳画牡丹》诗：“倾国名花事可哀，诗心当赖画家培。玉环应诧千年后，犹带生香活色来”“嬾把文章扫建安，中间小谢玉潺颜。蓬莱花草禁风劲，漫作徐熙没骨看。”
章士钊题《美稚柳画牡丹》
叶恭绰看了已经装裱的卷子，作了颇为耐人寻味的题跋，曰：“襄者孤桐与余以壇园牡丹方开，因物起兴，发为歌詠，往复涟漪，意无定旨，悼亡览胜，间寓其中，加以斗捷争奇，篇什遂富。孤桐曾手录所作，以示伯鹰，即此卷也。余诗既不工，虽邀孤桐谬赏，不欲示人，仅摘寄伯鹰，亦非定稿。岁月荏苒，几已忘之，今见此卷，如慈恩之重游，垣河之照影。余与孤桐年均耄耋矣。修石不乏，将与昙华槿艳，同其倏忽，此卷之在天壤间与吾徒争寿，因书之数行于末，后之观者或籍瀚墨而推其情谊，或亦足小小研索。则伯鹰之郑重装褫或未遂为浪费欤，若拟之韩盖元白皮陆之唱和，是以为楚雨含情，邯郸说梦，则余将应之曰固哉。”
说来也巧在此之前，谢稚柳画过《旗亭赌唱》，表现叶恭绰在此信中所说元白皮陆之“唱和”的故事。唐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等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位诗人共谐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限映，拥炉以观。他们密观诸伶所唱者，谁的诗歌被唱多者，则为优胜。在唐代已成风雅之事，薛用在笔记中多有记载。叶恭绰用唐人诗人旗亭赌唱的故事来比拟他和章士钊的唱和，亦是当代的诗人风雅之事。唐代诗人题壁，最为常见。
由牡丹画和牡丹诗引出了谢潘之交的话题。
谢稚柳为潘伯鹰画《酒柳手》
1943年，谢稚柳、潘伯鹰同在重庆，谢稚柳为潘伯鹰画《酒柳手》并题曰：“绍杰饮凤翔旧酒，华阳乔壮翁因言凤翔酒柳手世称三绝，伯鹰道兄遂为吟制，并嘱余写此归之。”这则题跋讲清楚了谢稚柳为潘伯鹰画此图的起因。潘伯鹰的“吟制”即为“发映樽中酒，风约窗前柳。十五凤翔人，提壶扬素手。劝君莫惜醉如泥，此境人间哪常有。古来但见骨成灰，何事欺人三不朽。”谢稚柳依潘氏“吟制”画成，乔大壮也有题诗“玉手提壶柳陌头，醒来一笑醉中休。”魂销尺幅三唐本，四十年前宿凤州，他们真可谓是诗酒风流了。“凤翔三绝”即为凤翔酒、西湖柳、女人手。秦宫一号大墓发掘时，我去凤翔采访，仍然有此“三绝”。这三绝在苏东坡任职凤翔时即已流行。西凤酒是凤翔的名酒，凤翔有风景瘦西湖，多柳树，凤翔的妇女手巧，善绣花。
乔大壮给谢稚柳写的扇面
1948年，乔大壮给谢稚柳写了一张扇面，内容是乔氏自做《木兰花》词三首，其中一首“倚楼人倦游丝起，手把去年书一纸。酒痕全透镜边衣，花露半垂巾上穟。拥衾重试残春睡。检点旧欢除梦里。斜阳不是不多情，移过玉窗三十二。”写的是他和一位女子相恋的事，是三首言情之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乔大壮在苏州阊门跳河自绝，当时有不少人写诗，都以为是大壮与政见不合或豪饮而自绝，多是语焉不详。叶恭绰悼诗：“诗人乔大壮，素妄竞归真。遂用刘伶锸，虚传郭泰巾。怀沙湘吊屈，滔海鲁仇秦。独醒难为我，棲迟九陌尘。”
谢稚柳为乔大壮扇面所作题跋草稿
直到1977年，谢稚柳整理旧物，才发现乔大壮写给他的扇面。谢稚柳作了题跋，其中说，“为予所书《木兰花》词，因为予言，当年在北京眷恋一妓，有白首之约。妓为吴兴人，以事南归，与壮翁相约于上海。留其上海所居地而去，时状翁任职教育部，因辞去其职，轻装南下至上海，询问其居处，则不知其人，是已如黄鹤去。”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知乔大壮在苏州跳河自绝的信息。我知道此事又近五十年，今日方忆起此事，故旧事新说，也算是与牡丹诗牡丹画无关的题外话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潘伯鹰、谢稚柳东归上海，他们把在渝州建立起来的友谊也带到上海。1947年谢稚柳当年在敦煌研究壁画笔记整理成《敦煌石室记》，首先在潘伯鹰主持的报上刊出。潘伯鹰又为谢稚柳书画《倒重松》、《绿竹伯劳》、《林下美人》等题诗二十余首。潘伯鹰还曾经为谢稚柳写的题画诗书成一卷赠谢稚柳。我在撰写《谢稚柳系年录》时曾借来一阅，现在不知此卷流落在何方。
历史沧桑，时约百年，移栽牡丹之事已成掌故，几位前辈唱和之诗、书、画已成文化，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