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统一中国后,帝制治理的体系逐渐形成,并在动荡、溃败、重建的循环中曲折前进,直至清末迎来终结。纵观这两千年的历史,能否找到一条内在逻辑,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沉浮?作家沈刚以“组织运营”的视角在《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中,将历代治理体系串联比较,从中寻求答案。
这部具有创新性的历史著作继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后,今年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繁体字版。日前在上海香港三联书店举行的新书对谈会上,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陈鸣华透露,该书在香港地区销售稳定,对一部具有相当篇幅的历史著作来说,如此成绩殊为不易。
沈刚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二即在《萌芽》上发表报告文学、小说作品,出版过小说《别了,十八岁》,获“萌芽”文学奖,后从事品牌研究与推广工作多年。从文学到历史,沈刚表示,写作《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受到许悼云《从历史看组织》等系列跨界作品的影响,是他20余年钻研的成果
对这本《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评价,“作者并非专业研究者,却具有旁观者的清醒和独特视角,值得一读。”
知名媒体人秦朔推荐,“以中国历史上的帝制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剖解每个时期的治理体系和有代表性的样本,让历史的经络骨骼豁然而出,是一部有独特视角和创造力的研究之作。”
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治理周期中,哪些运行形式是有效的?哪些统治者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儒学为何稳立国家统治思想地位?统治者怎样处理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宫廷亲属力量,以及功臣、武将和文官等朝廷官僚力量?怎样处理与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等的关系?对谈会上,沈刚与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上海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戴勇斌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上海市出版协会理事长胡国强等沪港两地40余位专业人士参加对谈会,不少读者推门而入,站着听完全场。
近年来,历史写作成为文史出版的一个热点,出现了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历史的游荡者》、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等受欢迎的作品。在学术与大众、研究与创作之间,历史写作应该追寻什么样的道路?对此,沈刚表示,他寻求的是第三条路,既有专业的学术写作基础,同时不以研究性的写法,而是按历史发生学的逻辑进行线性叙述,希望这种兼顾专业与大众的写作方式能为历史非虚构写作带来一些新鲜气象。